第七十一条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

（二）住址、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发生变动的，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向执行机关报告；

（三）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

（四）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

（五）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案件情况，责令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以下一项或者多项规定：

（一）不得进入特定的场所；

（二）不得与特定的人员会见或者通信；

（三）不得从事特定的活动；

（四）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

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前两款规定，已交纳保证金的，没收部分或者全部保证金，并且区别情形，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提出保证人，或者监视居住、予以逮捕。

对违反取保候审规定，需要予以逮捕的，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行拘留。

取保候审的申请主体，对于取保候审的申请主体即申请取保候审的主体资格问题，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明文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有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收到申请后，应当在三日以内作出决定；不同意变更强制措施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这是一项授权性规定，也是一项排他性规定，这一规定即将申请取保候审的主体资格授予给了已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和他们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以及辩护人。“法定代理人”就是指依法代理被代理人从事某种行为的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百零六条的规定，法定代理人是指被代理人的父母、养父母、监护人和负有保护责任的机关、团体的代表；“近亲属”则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赋予了辩护人在刑事案件的三个阶段（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都可以以辩护人的名义提起取保候审的申请，并要求取保候审决定机关在三日内做出决定，如果不同意变更，应该告知申请人不同意的理由。

保证金数额幅度的确定原则

长期以来，我国法律没有取保候审保证金的规定。实践中各类案件的社会危害程度不同，加之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各异，因此，保证金数额幅度难以做到划一。据此，笔者认为在把握保证金数额幅度时，应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的合理规定，结合我国司法界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和尝试的成功做法，在不悖于保证金“现实的担保性”和“可能的惩罚性”的立法本意的情况下，视保证风险的大小，按下列原则予以确定。

1、重罪高于轻罪原则

从刑法理论说，重罪的社会危害性应明显大于轻罪。相应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受到的刑罚制裁就重，由此，司法机关对重罪嫌疑人、被告人决定取保候审可能承担的风险同时加大。因此，其保证金数额幅度应明显高于轻罪的保证金数额幅度。如：同为侵犯财产型犯罪，由于抢劫罪侵犯的是双重客体，在决定对涉案嫌疑人或被告人适用保证金取保候审时，其金额幅度就应高于一般盗窃案件的保证金幅度。

2、高收益者高于低收益者原则

公民经济收益的高低反映了特定社会成员的生活富裕程度。为使保证金制度在立法上的平等与司法上的公正达到尽可能的和谐与统一，在对不同富裕程度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适用取保候审时，确定一个恒等的保证金指数，显属极为必要。对此，依笔者拙见，凡对有固定收益者决定适用保证金的，无论其收益的多寡，其数额幅度的确定，均应以其6个月实际收益总额上限，1个月实际收益总额为下限。对没有劳动性收益的，则可变通采用“人保”方式获得取保候审。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决定取保候审时，自然亦可视其有无收益，采用该项原则处理。

3、健康者高于体弱者原则

新《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采用取保候审……的办法”。这一规定潜在地表明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对刑事诉讼活动可能造成的妨害程度。由此，我们可推论得出，身体健康者在被取保候审过程中不履行新《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保证义务应承担的责任可能较之重病、怀孕、哺乳者大。因此作为具有惩戒性的保证金的收取幅度，也相应较高。

取保候审的条件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

(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三)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四)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取保候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