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中国早的书，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被公认为古籍。

春秋末战国时编定撰写的经、传、说、记、诸子书等是古籍的上限。下限则一般划到清代末年（这和史的分期有所不同），广义的下限是：辛亥革命以后的著作如果在内容或形式上沿袭前此的古籍而并未完全另起炉灶，例如旧体诗文集、对古籍所作的旧式校注之类，一般仍可以划入古籍范围。

到了隋唐，受科举制度的影响，传钞写本书极盛，官家对图书的整理达到高峰；雕版印刷术也应时而生，中国图书事业迈向全新的局面。

然而,水火之事,防不胜防。如唐初大图书散佚事件，就是隋代在洛阳的藏书副本多达8万卷,李世民荡平王世充时,只剩下8000余卷了,下令由宋尊贵将所获图书,昼夜用船载监运至长安,可惜运书之船在“西致京师,经砥柱舟覆,尽亡其书。” [12]

两宋是中国图书业发展的重要时期，编书、刻书、藏书风气大盛，官府、私家、坊间三方面编印书籍并行。

明、清两代，朝廷则以雄厚的财力、物力与人力，主导编书事业，二十世纪初，西方印刷术传入，中国图书事业遂迈向另一全新阶段。

至宋，因长卷之种种不便，遂依据叶子之格式，而改进为今日之线装式。即将一叶分割，使不连续，以一叶为一板，一叶为变易，但在检阅上、诵读上以及收藏，其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计也。故吾人所读之线装书，其实际肇始于宋，为时仅千年。宋以前，绝未有线装书也。文字多为刻印，抄写者甚少。至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板，用胶泥刻字，从此又有活字印板之发明。元王桢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较经济，但在书籍上，固与刻印无殊也。总之，自宋至清，其书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为线装，故此时期谓之为线装时期。清末则渐有洋装，民国后且有取线装而代之之势，其形式与装订，尽人所悉，毋庸赘述矣。